全国配资网闽粤两地的“甜蜜生意”如何霸屏江南市场？

在糖水铺遍地的广东，“甜”早已深深刻在每个人的“饮食基因”里。而其中，自然离不开上好的原料——蔗糖。蔗糖是清代输入江南地区的大宗商品之一全国配资网，流入江南的蔗糖主要产自广东、福建两省，又以广东潮州府和福建台湾府最为重要。

广东地区纬度偏低，极适合种植甘蔗制造蔗糖。明清鼎革之际，广东蔗糖产量大幅提升，逐渐成为广东流出至外省的大宗商品之一；福建闽南地区在南宋时期就有闽糖北上流入江南地区的记录，到了明清时期，福建仍是全国范围内重要的甘蔗种植地和蔗糖产区；而在台湾与大陆的贸易活动中，蔗糖是非常重要的外销商品，制糖业在台湾民间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海运是蔗糖进入江南地区的主要运输方式，相比于陆上商路，海运的主要优点是运输量大与减少课税次数，因此在官方政策允许时成为沿海地区民间商人的优先选择。这种运输方式不仅促进了闽粤糖业发展，也刺激了江南消费市场。

全文如下：

泛海而来：清代闽粤与江南之间的蔗糖贸易

蔗糖是以甘蔗或甜菜为原料，通过压榨、过滤、加热、结晶等工序制成的传统产品。在工业化时代之前，蔗糖就已是全球各地的文明区域大量使用的烹饪调味品和手工业原料。直至今日，蔗糖仍然是全球范围内使用最为广泛的甜味调味品。对于古代民间社会而言，蔗糖虽然并非生活必需品，但其生产、消费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日常生活水平和本地商业发展程度的风向标。

目前学界对在清代作为一种商品的蔗糖已有较为深厚的研究积淀。广东（含琼州府）、福建（含台湾府）两省在清代是蔗糖的主要产地，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在清代则有大量蔗糖以商品形式流入，是全国范围内最为重要的蔗糖销售市场。近年兴起的海洋史研究也注意到在清代民间海上贸易中，蔗糖是一种重要的商品。清代自闽粤输入江南的蔗糖以海运为主要运输形式。

已有研究对蔗糖在清代的主要产地、主要销售地、产地与销售地之间的交通方式等皆已有所涉及，但在依据原始文献从更为宏观的视角对当时闽粤与江南之间的海上蔗糖贸易进行梳理总结尚有可以补充之处。本文拟通过对存世文献中涉及清代闽粤两省与江南地区之间的海上蔗糖贸易的商业活动内容，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述，探究闽粤与江南之间的蔗糖流动，以期能够对清代经济史和海洋史的相关研究做出些微有益的补充。

广东与江南的蔗糖贸易

广东地区纬度偏低，极适合种植甘蔗制造蔗糖。明代中期的广东学者黄佐在《粤会赋》中写道：“握椒片糖，天下所资。”文学作品中涉及物产的描述往往有夸张成分，但当时广东地区已有成规模的制糖业当是事实。

明清鼎革之际，广东蔗糖产量大幅提升，蔗糖逐渐成为广东流出至外省的大宗商品之一。广东地区出产的白糖根据质量不同分别用于出口和内销。出口国外的白糖被称为洋糖，“细若粉雪”，质量上乘。销售外省“行于天下”的则是“次白者”，即质量不及洋糖的次等白糖。

清代广东地区蔗糖北运的商路因官方海禁政策的影响，前后有所不同。在开海之前，广东地区外售的蔗糖仍然需要北越五岭后经湖广、江西北上。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根据文中“北走豫章、吴、浙”的记载可以推知，江南当时已是广东蔗糖的主要外销市场之一。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松江文士叶梦珠在其所著《阅世编》中写道：

糖蔗，取其浆为糖，产于江右、岭南诸郡，此地从未有也。康熙十五年丙辰春二月，广东兵叛，江西吉安道梗，糖价骤贵。吾邑滨浦，有人携得蔗种，归植成林，依法轧浆，煎成白糖，甚获其利；但糖色不能上白，想亦地气使然。其后平藩归正，广糖大至，然种蔗煎于此地，价犹贱于贩卖，故至今种者不辍，浦东六里桥、周渡一方最盛。

根据上文所记，在清康熙十五年（1676）春三藩之乱时，因战事使得“江西吉安道梗”，从而引发了连带效应，松江“糖价骤贵”。由此可见松江乃至江南地区的蔗糖供应十分仰赖粤糖北上，一旦广东蔗糖因故无法进入江南市场，当地的蔗糖价格就会因货源短缺、供不应求而大幅攀升。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解除之后，广东蔗糖主要通过海路运往外省销售。清乾隆三十年（1765）修《澄海县志》记载：“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至秋东北风起，贩棉花色布回邑，下通雷、琼等府。一往一来，获息几倍，以此起家者甚多。”据此可知潮州澄海县的商人在春季依靠季风扬帆北上，将大量蔗糖运送至江南、华北售卖，并且会收购当地出产的“棉花色布”。秋季再借风力返回，还可以将所购布料带至雷州、琼州等地贩卖牟利，一次往来即可获得高额利润。方志编纂者评论为“以此起家者甚多”。潮州商人在不同地区贩卖不同商品致富既是商业眼光的体现，也与潮州府的地理位置位于江南与粤西之间有关。

清嘉庆十六年（1811）修《雷州府志》记载：“雷之乌糖，其行不远。白糖则货至苏州、天津等处。”可见雷州府出产的白糖也是远销商品。雷州地理位置濒海，蔗糖北上必走海路。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修《琼州府志》也记载：“琼之糖，其行至远。白糖在货至苏州、天津等处。”由此可知，琼州白糖也可北上进入江南和北方地区。

根据上引方志资料，在国内销售这一层面考量，广东蔗糖在清代开海之后并无固定的省内海运集散地。粤东的潮州与粤西的雷州、琼州皆有蔗糖运往江南、华北等地。

广东省内通过海运流入江南地区的蔗糖应当以潮州府出产为最多。有研究估算，清代中期潮州府每年输入江南各地的蔗糖总量达数千万斤之多。籍贯粤东的诗人黄香铁在《潮居杂诗》中写道：“殷富三吴并，繁华百粤强。高牙镇南澳，大舶出东洋。国赋输盐铁，家赀擅蔗糖。不材愁沃土，朝夕计何长。”其中“家赀擅蔗糖”一句可以看作是潮州地区糖业经济发达的实录。

王韬在《瀛壖杂志》中写道：“闽粤大商多在东关外。粤则从汕头，闽则从台湾运糖至沪，所售动以数百万金。于沪则收买木棉载回其地。闽粤会馆六七所，类多宏敞壮丽，最盛者闽为泉、漳，粤为惠、潮，皆择其地绅士董司其事。凡事曲直不定者，咸就决之，无不服焉。近年来闽人生意大衰，久于沪者且隶沪籍为土著矣。粤人则多在北关外，较昔更盛，大半在西人处经纪通商事务。”

至清代后期，进入江南最大港口上海的广东蔗糖以从汕头出海为最多，而汕头港又是潮州蔗糖的主要出海口，由此可知当时经由上海进入江南地区的广东蔗糖多数都是潮州所产。且王韬在书中记“近年来闽人生意大衰”，粤人则“较昔更盛”，足可见当时闽商的势力已开始衰落，江南地区蔗糖输入主要由粤商主导。清光绪十八年（1892），丹徒县修建水利工程的经费是“由沪绅施善昌捐募并本地及广帮糖油各业捐助”。可见在清代后期，广东糖商在江南腹地已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清乾隆年间曾任潮阳知县的学者李文藻在《劝农》诗中写道：“岁岁相因是蔗田，灵山西下赤寮边。到冬装向苏州卖，定有冰糖一百船。”货船在冬季北上与季风规律不符，且“一百船”是文人虚笔，也未必属实。但在清代，潮州确实是江南地区输入蔗糖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福建与江南的蔗糖贸易

福建闽南地区在南宋时期就有闽糖北上流入江南地区的记录。当时隶属于兴化军的仙游县出产蔗糖，时人评论为“仙游县田耗于蔗糖，岁运入浙淮者不知其几万坛”。仙游县境濒海，每年外输的蔗糖也多以海运为主，史籍中称“人家并海，土产砂糖，商舟博贩者，率于是解缆焉”。据此可知，由闽南沿岸航行至江南港口在当时可能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商业路线了。

明清时期的福建仍然是全国范围内重要的甘蔗种植地和蔗糖产区。《天工开物》记载：

“凡甘蔗有二种，产繁闽广间，他方合并得其什一而已。”可见当时绝大多数蔗糖都是产自福建、广东二省。

明代长期以禁海为基本国策，福建商人只能经由陆路北上。但在明隆庆元年（1567）明政府开放漳州月港之后，海上蔗糖贸易再次恢复。曾在福建为官的王世懋在所著《闽部疏》中写道：“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之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可见在明代中后期“泉、漳之糖”已是输入江南地区的大宗商品之一，且不仅是通过陆上商路，航海前去的商人“尤不可计”。

在清代，蔗糖也是由福建运往省外的重要商品。清康熙《漳州府志》记载：“又地濒海，舟楫通焉，商得其利而农渐弛，俗种蔗，蔗可糖，各省资之，利较田倍。”这则材料清楚地表明，漳州府出产的蔗糖“各省资之”，可以通过海上贸易运往其他地区售卖。而海上蔗糖贸易存在的原因则是利润较高，“利较田倍”。清康熙《平和县志》记载本地农事时写道：“近或种蔗，取浆为糖，亦种烟草，以贷外省。”根据这则材料可知，清代前期漳州府平和县生产蔗糖和烟草的目的是“以贷外省”，即运往外省贩售牟利。清道光《晋江县志》记载，当地农业时也称“近又习植蔗煮糖，遇成熟，农人利溥。而商贩亦可转运他方，懋迁为事”。

清代福建蔗糖除出口至日本、吕宋等地之外，在国内的主要销售市场是江南地区。清初文人许旭在《闽中纪略》中写道：“白砂糖形如方砖，击之始碎，干而且坚，贩者以水潠之，粉为末，始贸易江浙之间，砖形者绝不见也。”此书写成于开海之前，可见福建在当时就已是江南蔗糖的来源地之一。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之后，蔗糖是闽南商人沿海北上贩卖的大宗商品，江南地区的宁波、乍浦、上海等港口都是泉州海商的北上经商口岸。

清乾隆《福州府志》记载：“糖……居民研汁煮糖，泛海鬻吴越间。”乾隆《永春州志》记载：“居民研汁煮糖，鬻吴越间。”乾隆《龙溪县志》也记载：“居民研汁煎糖，鬻吴越间。”由此可知，福州、永春州、漳州府龙溪县等地生产蔗糖的主要外流地皆是江南地区。

清道光《晋江县志》记载：“晋江辖地虽濒海，不立蕃市，盖夷舶不到之区也。内惟蚶江、永宁、祥芝、深沪数处，或造小船，不过商渔贸易而已。其船上可通苏浙，下可抵粤东，即台湾运载，亦用此船，未尝更造夷舶。所售货物，台湾惟米豆油糖，运到蚶江，出入稽查系海防厅管理，苏浙、粤东所载糖物、棉花等货，往来皆由南门外海关查验，以防私贩私售，故未尝立蕃市之法云。”

晋江是泉州府附郭县。上文称用于“商渔贸易”的泉州海船“上可通苏浙、下可抵粤东”，即以北抵江南、南至潮汕为行商区域，主要贩卖的商品是“糖物、棉花等货”。江南有棉无糖，潮汕有糖无棉，上引记述的合理解释应当是晋江商人将本地出产的蔗糖走海路运往江南售卖，在当地停留时收购棉纺织品，返航时南行至潮州府贩卖。这种经商模式与潮州商人在江南与粤西雷琼地区的活动十分相似。

在17世纪之前闽南一直是中国制糖技术和糖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清代闽南的糖业经济虽然并未衰退，但受限于环境、人口以及海峡对岸台湾岛的开发等因素，整体规模已有所减小。

清嘉庆《惠安县志》记载：“糖……邑中出者多贩卖福州、涵头，其往苏者皆台湾所出。糖利甚多，种蔗田多则妨稻，奸细亦藉以抗租。”依上述记载，惠安县出产蔗糖多数都在省内流通，主要销售地点是福州和兴化府涵头，而运往江南地区售卖的蔗糖则皆是台湾省所产。

惠安濒海，自明代以后一直是产糖县。但至清代中期，惠安出产的蔗糖已经以省内为主要销售市场了，而运往江南地区的蔗糖则“皆台湾所出”，可见台湾岛的开发与制糖业的发展对闽南本地的糖业经济其实起到一种挤压作用。但闽南蔗糖通过海路北上进入江南地区的商业活动应当仍然是存在的。清嘉庆八年（1803），上海泉漳会馆立有“上海县为箩夫扛夫议定脚价订定界址告示碑”，碑文中提及当时南方商船运至上海的蔗糖名目有台湾糖、广糖、漳篰青糖、漳赤白糖、小篓青糖、冰糖六种。其中漳篰青糖与漳赤白糖两种应当都是来自漳州地区。

台湾与江南的蔗糖贸易

清光绪《台湾通志》记载：“台湾产糖为大宗，《稗海记游》《赤嵌笔谈》已详记之，迄今垂二百年。运售日本、外洋畅旺犹昔。大抵南路之糖与北路之茶叶，岁产所值略可颉颃，皆巨款也。”据此可知，制糖业在有清一代始终是台湾本地经济的支柱型产业，海上蔗糖贸易直至甲午战争之前仍然“畅旺犹昔”。

台湾孤悬海外，与大陆之间的商贸活动只能通过海路进行。清康熙《台湾县志》记载：“台湾地极东南，上通江浙，下抵闽广，来往商艘岁殆以数千计。”可见在归属清政权治下不久的康熙年间，台湾既已凭借“地极东南”的地理位置优势与大陆沿海的江浙闽广四省产生了频繁的海上贸易往来。在清廷收复台湾的最初一百年中，台湾县的鹿耳门是台湾海船前往大陆的唯一合法口岸。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政府开彰化县鹿港；乾隆五十七年开淡水八里坌港；道光六年（1826）又开彰化海丰港与噶玛兰厅乌石港。增开港口是海上贸易逐渐繁荣之后的必然举措。

在台湾与大陆的贸易活动中，蔗糖是非常重要的外销商品。清乾隆时《重修凤山县志》中有“粟米余资闽粤，菁糖直达苏杭”的记载。嘉庆《续修台湾县志》记载：“贷糖为最，油次之。糖出于蔗，油出于落花生。其渣粕且厚值。商船贾贩以是二者为重利。”同治《淡水厅志》序文中称：“土宜五谷蔬果，厥产樟脑、茶、糖之利，远达乎数万里之海国。”可见蔗糖是台湾在清代外销的大宗商品之一。

《台海使槎录》也记载：“三县每岁所出蔗糖约六十余万篓，每篓一百七八十斤。乌糖百斤价银八九钱，白糖百斤价银一两三四钱。全台仰望资生，四方奔赴图息，莫此为甚。糖斤未出，客人先行定买，糖一入手，即便装载。每篓到苏船价二钱有零，自定联宗之法，非动经数旬不能齐一。”

根据上文，制糖业在台湾民间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者黄叔璥评价为：“全台仰望资生，四方奔赴图息，莫此为甚。”制糖者尚未制成蔗糖，就已有糖商交付定金预购。糖商一旦获得蔗糖，立刻就会装载出海，目的地则是江南地区。当时可能尚无具备较强资金实力的大商人参与，多数糖商的经营规模有限，不具备独立承包海船出海的经济实力，因此只能多人协商，合力租船出海，以至于“非动经数旬不能齐一”。

《台海使槎录》又记载：“色赤而松者于苏州发卖。若糖湿色黑，于上海、宁波、镇江诸处行销。”据此可知，台湾的红糖会依据本身质量好坏运往江南地区不同城市售卖。质量较好、颜色偏红且干松的糖运往江南传统商业中心苏州，颜色偏黑且潮湿的糖则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地贩售。

清咸丰《续修噶玛兰厅志》中引用《台海使槎录》的上引原文，而后写道：“按今发售多在浙之镇海、江之石浦，若镇江、苏州则不至久矣。”由此可知，到清代后期，江南地区应当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蔗糖分销网络。贩卖台湾蔗糖的海商已不必再亲自前往销售地，只需在入泊港口将蔗糖转卖给江南本地商人即可回棹返台，本地商人会继续将台糖运往苏州、镇江等内陆城市售卖。

台湾岛经济发展程度南重北轻，台湾县的鹿耳门港在地理位置上过于偏南。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鹿港开放之后很快成为台湾中北部地区海上贸易主要商品集散地。道光《彰化县志》记载：“鹿港泉、厦商船向止运载米、糖、糁、油、杂子到蚶江、厦门而已。”主导鹿港对渡贸易的是“泉、厦商船”，即闽南商人。糖是由鹿港运至蚶江、厦门的商品之一，闽南各地并不需要外部供给蔗糖，台糖对渡之后会沿海北上，运至江南等地售卖。道光《彰化县志》记载：“鹿港泉、厦郊船户欲上北者，虽由鹿港聚载，必仍回内地各本澳，然后沿海而上。”

道光《彰化县志》又载：“远贾以舟楫运载米、粟、糖、油，行郊商皆内地殷户之人，出赀遣伙来鹿港。正对渡于蚶江、深沪、獭窟、崇武者曰泉郊，斜对渡于厦门曰厦郊，间有糖船直透天津、上海等处者，未及郡治北郊之多。若澎湖船，则来载腌卤海味，往运米、油、地瓜而已。”

闽南语文化区将商团组织称为“郊”。据上文，将台湾的糖油粮谷由鹿港运往内地贩售的皆是“内地殷户之人”，即闽南富商。在鹿港活动的海商根据航线不同可以分为三个团体：前往泉州诸港的为泉郊，前往厦门的为厦郊，北上天津、上海等地的为北郊。文中“间有糖船直透天津、上海等处者”的记载，可以说明天津并非糖船北上的唯一目的地，江南地区的主要港口上海也有糖船自台湾直航前往。

清道光《彰化县志》又载：“鹿港向无北郊船户，贩糖者仅到宁波、上海，其到天津尚少。道光五年天津岁歉，督抚令台湾船户运米北上，是时鹿港泉、厦郊商船赴天津甚伙，叨蒙皇上天恩，赏赉有差。近年四五月时，船之北上天津及锦、盖诸州者渐多。”

据上文可知，在道光五年（1825）之前，鹿港尚无北郊团体，但已有糖船由鹿港直通宁波、上海，只是到天津的糖船数量尚少。道光五年（1825）天津歉收，官方采取行政救济手段，指派台湾船户运米北上。鹿港的泉郊与厦郊商船可能参与了这次救助，因此被官方“赏赉有差”。在此事之后，北郊航路才正式贯通，每年四五月间借助西南季风北上天津和关东等地的商船逐渐增多。由此可知至少在道光五年（1825）之前，台湾中部出产蔗糖的主要外销市场仍然是江南地区。华北与关东诸港与台湾直航的年代较晚且航路漫长，输入蔗糖的总量很难与江南相比。

清同治《淡水厅志》记载：“商贾估客辏集，以淡为台郡第一。货之大者莫如油、米，次麻、豆，次糖、菁、茶叶，至樟脑、茄藤、薯榔、通草、藤苎之属，内山又多出焉，商人择地所宜，雇船装贩。近则福州、漳、泉、厦门，远则宁波、上海、乍浦、天津以及广东，凡港路可通，争相贸易。所售之值或易他货而还，账目则每月十日一收。有郊户焉，或贌船或自置船，赴福州江浙者曰北郊，赴泉州者曰泉郊，亦称顶郊，赴厦门者曰厦郊，统称为三郊……至所谓青者，乃未熟先粜未收先售也。有粟青有油青有糖青，于新谷未熟新油新糖未收时，给银先定价值，俟熟收而还之。”清光绪《苗栗县志》中有记载与上述文字基本雷同，只是将“以淡为台郡第一”改为“以苗为台中第一”。

在清代后期，台湾岛北部淡水、苗栗等地的海上贸易已颇为兴盛。与清道光《彰化县志》中记载的“行郊商皆内地殷户之人”不同。清同治《淡水厅志》中的“郊户”可能皆是台湾本地商人，这是台湾本土商人影响力逐渐增强的体现。台湾北部的蔗糖产量不及南部和中部，主要的海运商品是油、米、麻、豆，并非蔗糖。但蔗糖仍然是自淡水出港的大宗商品之一。海商在新糖未收时就要向制糖者支付定金预购，谓之“糖青”。这则记载可以与《台海使槎录》中“糖斤未出，客人先行定买”的记载相对照，二者都是对清代台湾海上蔗糖贸易兴盛的如实记录。诗人陈学圣曾有《蔗糖》诗吟咏其事：“剥枣忙时研蔗浆，荒郊设廍远闻香。白如玉液红如醴，南北商通利泽长。”而江南地区则始终是台糖北上最为重要的销售市场。

海运在蔗糖北运中的贡献

清代输入江南地区的蔗糖主要来自广东（含琼州府）、福建（含台湾府）二省，广东的潮州府和福建的台湾府是江南蔗糖最为重要的来源地。海运则是南方蔗糖进入江南地区的主要运输方式。

相比于陆上商路，海运的主要优点是运输量大与减少课税次数，因此在官方政策允许时会成为沿海地区民间商人的优先选择。清嘉庆皇帝曾对民间商人在河运与海运之间的选择做出过较为准确的评论：“内河关税向比海关例课为重，近年海洋平静，各商贩多由海运经行，既图船身宽大，多载货物，兼可少纳税课，以致内河例课，多不能足额。”

然而并非每种商品都适合海上贸易，蔗糖能够成为大宗海运商品与其自身特点有关。首先自然是获利较高。其次是因为蔗糖不易变质，方便保存，不会因长时间航行而影响品质。还有一项因素是蔗糖比重较高，同体积时重量更大，适合作为出海商船的压舱货物。因为蔗糖贸易利润较高且适合海运，所以沿海地区民间商人才会有大量收购蔗糖的意愿。这种收购意愿也会促进当地制糖业的发展。清代广东、福建两省的产糖大县多数都距海不远，其原因可能与缩减运输成本有关。

清雍正九年（1731）修《揭阳县志》记载甘蔗时称：“揭所产者曰竹蔗，可炼浆作糖……又有所谓蜡蔗者，仅可啖耳。”嘉庆九年（1804）修《大埔县志》在记载甘蔗时写道：“围数寸，长丈余，俗呼为蜡蔗，以埔产为良多，运往外县售卖。其一种竹蔗，只可炼糖，非埔产。”比较上述两则材料可知当时潮州地区种植的甘蔗有竹蔗、蜡蔗两种，竹蔗可以作为制糖原料，蜡蔗则作为水果食用。揭阳和大埔都是潮州府下辖县，气候并无显著变化，两县所产甘蔗种类的不同更可能是人为选择的结果。从地理位置的角度而言，揭阳县距海较近，大埔县则位于潮州北境韩江上游，远离海港。清代潮州蔗糖主要通过海路运往各地，相比于揭阳等濒海诸县，在大埔制糖的运输成本自然更高，无法与沿海诸县的制糖者竞争。故而大埔县的农户可能会主动放弃竹蔗，而选择种植可以食用的蜡蔗来填补本地水果市场的空缺，所以蜡蔗才会“以埔产为良多，运往外县售卖”，竹蔗则“非埔产”。

清政府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解除海禁之后，又先后设立闽粤江浙四海关，对海上贸易实行制度化管理。在相对稳定的经商环境下，东南沿海的不同区域互通有无，同时促进了商品输入地和输出地的经济发展和城镇繁荣。维系这种发展和繁荣的是沿海地区民间商人主导的多种商业活动。闽粤与江南之间的海上蔗糖贸易就是其中之一。

【作者】何滨，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频道编辑】李卓华李拉

【实习生】邓静惠廖睿希

【文字校对】华成民

【值班主编】蒋玉刘树强

【文章来源】《岭南文史》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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